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生活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我在井底仰头，只看得见一小片不断缩小的天空。我把最后一件白衬衫塞进已经鼓囊囊的旧行李箱，拉链齿咬合的声音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某种终结的宣告。
窗外，梅雨季节的潮气无孔不入，墙壁上渗出地图样的水渍。屋里唯一的家具是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床头柜上摆着一个边缘掉漆的铁皮糖盒，糖盒盖上印着模糊的牡丹花图案，那是母亲留下的唯一物件。我伸手，用指尖拂过糖盒冰凉的表面，留下几道清晰的痕迹。
“小默，收拾好了吗？”
继父李建国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他推开门，没有完全进来，只是侧身靠在门框上。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沾着几点油污，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他递过来一个用旧报纸包得方正正的小包裹。
展开剩余96%“路上吃。你妈……你以前爱吃的桂花糕，东街老字号买的。”
我没有立刻去接。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到客厅餐桌上摊开的几张纸，最上面一张是某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一角被一个积满烟蒂的玻璃烟灰缸压着。报告单上几个红色印章像血滴。
“公司提供住宿。”我的声音平平的，听不出情绪，最终还是接过了那个纸包，桂花糕甜腻的香气混着旧报纸的油墨味钻进鼻腔。纸包还带着他掌心的温度。
“好，好。大公司就是不一样。”李建国搓了搓手，脸上挤出一点笑，皱纹堆叠起来，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痕。“去了好好干，别……别惦记家里。”
他的视线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那个崭新的、印着公司Logo的行李箱上。那个Logo色彩鲜艳，与这间屋子的灰败格格不入。他伸脚，把散落在行李箱旁边的一截烟头轻轻踢到墙角。
“钱……还够用吗？”他问，声音低了些。
“工资下个月才发，但启动资金够用到那时候。”我拉上行李箱的最后一段拉链，锁扣发出“咔哒”一声脆响。我没有提年薪，那个数字对于这个家来说，像一个不真实的幻影。
“哦，那就好。”他顿了顿，从工装裤口袋里摸索出一个卷起来的旧牛皮纸信封，信封边缘都磨毛了。“这个，你拿着。”
信封很薄。我没有接。
“是什么？”
“没多少，我……我这个月加班多，拿了点奖金。你刚去新地方，应酬什么的，总得花钱。”他把信封往我手里塞。信封口没有封，能看到里面一叠新旧不一的红色钞票，最上面一张缺了个角。
我的手指碰到信封，感觉到那种纸张特有的粗糙感。厚度大概是一万块。这大概是他起早贪黑、在车间里闻着机油味站一个月的大半收入。
“我用不上。”我把信封推了回去，力气不大，但很坚决。“公司待遇很好，什么都包。”
李建国的手悬在半空，信封像个尴尬的标记。他脸上的那点笑意彻底消失了，嘴角耷拉下去。他看了看我身上那套为了今天入职新公司而新买的、笔挺但显然不算高档的西装，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油污的工装裤和一双开了胶的旧劳保鞋。
“也是，你现在是出息了。”他收回手，把信封慢慢揣回裤兜，动作有些迟缓。“跟我们不一样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独特的铃声，是专门为工作设置的。我立刻从西装内袋掏出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赵总”。
我深吸一口气，脸上调整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谦逊的笑容，尽管电话那头的人根本看不见。
“赵总，您好。……是，我已经准备出发了，大概四十分钟后能到公司报到。……好的，没问题，您放心，项目资料我在路上会再熟悉一遍。……谢谢赵总给我这个机会。”
我的声音变得清朗、自信，带着一种在这个出租屋里从未有过的语调。通话时，我下意识地转过身，背对着李建国，面向那扇布满水汽的窗户。
电话很短。挂断后，屋里恢复了寂静，只有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我脸上的笑容也迅速褪去，变回之前的平静，甚至有些淡漠。
“领导电话？”李建国问，声音干巴巴的。
“嗯。催我早点去。”我拎起行李箱，箱子万向轮的声音在水泥地上滚动。“我走了。”
“我送送你。”他跟上一步。
“不用。”我停在门口，没有回头。“雨不大，我打到车了。”
我拉开那扇漆皮剥落的绿色铁门，潮湿的空气涌了进来。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很久。
我拖着行李箱走下楼梯，轮子磕碰着台阶，发出单调的“哐哐”声。没有告别的话。
走到楼道口，一股带着雨腥气的风扑面而来。我停下脚步，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包未开封的湿纸巾，仔细地擦了擦刚才拉过行李箱拉链和碰过那个旧报纸包的手指，然后把用过的纸巾团成一团，精准地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一辆网约车缓缓停在路边，打着双闪。我确认了车牌号，拉开后座车门，把行李箱放进去，然后自己坐了进去，关上车门。
车子启动，雨刮器在车窗前有节奏地左右摆动，将模糊的世界一次次刮开清晰的扇形。透过水痕蜿蜒的车窗，我望向那栋破旧的居民楼。
三楼那个熟悉的窗口，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凝固的雕像。窗口的灯光昏黄，在雨幕中显得微不足道。
我收回目光，从公文包里拿出平板电脑，解锁，开始浏览今天需要熟悉的项目资料。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明明灭灭。
车子拐过街角，那栋楼和那个窗口彻底消失在视野里。
平板电脑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表不断滚动。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偶尔停顿，做下标记。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先生，去创新产业园对吧？那边都是大公司啊，年轻有为。”
我抬起头，对后视镜里的司机露出一个标准的、社交性的微笑。
“谢谢，还好。”
车子驶离了这片灰扑扑的老城区，汇入通往城市新中心的车流。窗外，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在雨水中闪着冷冽的光。
我低头，继续看着屏幕上的资料，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西装一角细腻的布料。
副驾驶座上，那个用旧报纸包着的桂花糕，静静地躺在那里。
办公室的空调吹出嘶嘶的冷风，像一条无形的蛇缠绕在脖颈上。我把加班到凌晨三点才完成的项目分析报告轻轻放在项目经理张涛的办公桌上，纸张边缘对齐桌角，分毫不差。
张涛的办公桌宽敞明亮，摆着一盆绿萝，叶片油亮。他正端着咖啡杯，和旁边的同事说笑，看到报告，只是用指尖拨了一下，眼皮都没抬。
“放这儿吧。”
他抿了一口咖啡，杯沿留下一个淡淡的唇印。那是公司年终奖给他的限量版陶瓷杯，上面印着“精英骨干”。
“涛哥，关于报告里提到的数据风险点，我觉得需要重点跟进一下……”我尽量让语气保持平稳。
张涛终于抬起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秒，像扫描二维码。“小林啊，想法是好的，但别太教条。客户要的是效率，是结果，不是听我们讲风险课。”
他挥了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行了，出去忙吧。对了，下午的客户接待，你就不用参加了，把会议室再布置一遍，细节盯紧点，别出岔子。”
我站在原地，手指微微蜷缩，指甲抵着掌心。办公区玻璃墙反射出我穿着廉价西装的身影，和张涛身上那套笔挺的意大利定制西装形成鲜明对比。
“好。”我应了一声，转身离开。背后传来张涛压低的笑语：“年轻人，不吃点亏长不大……”
下午，我独自在空旷的会议室里调整座椅角度，检查投影仪线路。巨大的落地窗外，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高楼林立，霓虹初上。我把每一瓶矿泉水的商标都朝向同一个方向，用湿巾仔细擦掉玻璃杯上可能存在的指纹。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张涛满面春风地引着客户进来，看到一丝不苟的会场，他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被更浓的笑意取代。他自然地坐在主位，开始侃侃而谈，把我那份报告里的几个核心观点，换了个说法，当成自己的见解抛了出来。
客户频频点头。我站在角落，像个透明的背景板。张涛说到兴起处，拿起我摆放好的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水瓶放下时，商标转向了内侧。
接待结束，客户满意离开。张涛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小林，今天表现不错，会场布置得很到位。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努力的人。”
他手上戴着的那块价值不菲的腕表，表盘在灯光下折射出冷硬的光，硌了一下我的肩膀。
周末，我回到那个位于城市边缘的老旧小区。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坏的泰安配资，我摸黑走上三楼。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
屋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和油烟混合的味道。李建国系着那条印着“先进工作者”字样的旧围裙，正从厨房端出一盘炒青菜。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两副碗筷，其中一副是我以前用的，边缘有个小缺口。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他脸上带着笑，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我脱下外套，挂在门后一个有些摇晃的衣帽架上。目光扫过客厅，电视柜上那个牡丹花铁皮糖盒还在老地方，旁边多了一瓶没吃完的药瓶，标签上的字很小。
吃饭的时候很安静。只有筷子碰到碗碟的声音。青菜炒得有点老，肉片也咸了。
“工作……还顺心吗？”李建国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里。
“还行。”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跟同事处得怎么样？没受欺负吧？”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小心翼翼的探究。
“没有。”我放下筷子，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都挺好。”
李建国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做人呐，有时候要忍一忍，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的话没说完，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他赶紧转过身，用手捂着嘴，肩膀剧烈地耸动。咳嗽声在狭小的饭厅里回荡，有点刺耳。
我递过去一张纸巾。
他接过去，擦了擦嘴角，摆摆手示意没事。“老毛病，天气一变就爱咳几声。”
吃完饭，我主动去洗碗。水龙头流出的水很凉。厨房的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壁，距离很近，几乎看不到天空。窗台上放着几个空的中药袋。
我洗好碗，擦干手出来。李建国正坐在沙发上，就着昏暗的灯光，戴着老花镜看一张皱巴巴的纸，是那张医院检查报告。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慌忙把报告折起来，塞进了沙发垫子下面。
“我……我看会儿电视。”他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吵闹的综艺节目。
我没有戳穿他。走到自己以前住的那个小房间门口，推开门。房间还保持着原样，只是床上蒙了一层防尘布。书架上那些高中、大学的课本和参考书整齐地排列着，上面也落了薄薄的灰。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我和李建国在我大学录取通知书下发那天，在小区门口照相馆拍的合影。他穿着那件最好的衬衫，拘谨地站着，脸上是掩不住的喜悦。我那时瘦削，眼神里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我关上门，退了出来。
“我晚上公司还有事，得回去了。”我拿起外套。
李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站起来：“这么急？才刚回来……”
“项目赶进度。”我一边穿外套一边说。
“哦，工作要紧，工作要紧。”他跟着我走到门口，看着我换鞋。“那……你路上小心点。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看情况吧，最近比较忙。”我打开门。
“小默。”李建国在身后叫住我。我回头。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旧牛皮纸信封，这次更薄了。“这个，你拿着。城里开销大，应酬多……”
我看着那个信封，又抬头看他有些佝偻的身形和期待的眼神。楼道里的风灌进来，吹动他花白的头发。
“我真不用。”我的声音比刚才硬了一些。“你留着自己用吧，买点好的吃，或者……去看看医生。”
他的眼神黯淡下去，举着信封的手慢慢垂下。“我身体好着呢，看什么医生……钱你不要，我就先给你存着。”
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下楼梯。这一次，我没有回头。我知道他一定还站在门口，像上次那样。
回到公司附近租住的单身公寓，已经是晚上十点。公寓很新，装修是现代简约风，但没什么生活气息，像个高级酒店房间。我脱下西装，解开领带，把自己扔进沙发。
手机屏幕亮着，是公司内部通讯软件的消息。张涛在一个项目群里@我：“小林，明天早上九点，把最新的市场数据整理出来给我，要快，要全。”
后面跟着几个同事复制粘贴的“收到”。
我没有回复。起身走到冰箱前，打开，里面只有几瓶矿泉水和一些速食食品。我拿出一瓶水，拧开，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
走到窗边，楼下街道车流如织，尾灯拉出一条条红色的光带。远处，我长大的那个方向，隐匿在一片模糊的灯火之后，几乎看不见。
我拿起手机，点开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面是几张翻拍的照片，内容模糊，像是账目的一角，还有几个零散的录音文件，标记着日期和时间。最新的一个录音文件，是今天下午客户接待时，我用手机无意间录下的，里面清晰地记录了张涛如何将我的成果据为己有。
我点开那个录音文件，手机里传出张涛带着笑意的声音：“王总，关于这个数据模型的风险管控，我们团队经过深入分析，认为关键点在于……”
我关掉了录音。
窗外，城市的霓虹依旧闪烁，冰冷，繁华，且遥远。
键盘敲击声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像细密的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我盯着屏幕上复杂的财务数据流，指尖在键盘上快速移动，将几个看似无关的报销单据编号拖进一个新建的加密文件夹。
文件夹的图标，我设置成了那个牡丹花铁皮糖盒的扫描图。
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显示是凌晨两点十五分。整个办公区只有我这一盏灯亮着，中央空调已经停止送风，空气有些凝滞。我端起旁边已经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刺激着味蕾。
这时，内部通讯软件弹出一条消息，是张涛。
“小林，还没走？正好，下季度部门预算草案你抓紧做个初稿，明天……不，今天上午十点前放我桌上。思路放开点，别太保守。”
消息后面跟着一个笑脸表情。
我看着那条消息，没有立刻回复。目光转向旁边一个打开的文档，里面记录着张涛上季度通过虚报差旅、虚构外包服务等手段，套取部门经费的几条可疑流水，时间、金额、关联方，我都用红色做了标记。其中一笔五万的款项，支付给一个名为“晨曦文化策划”的空壳公司，与张涛妻弟的名字有关联。
我关掉那个文档，在聊天窗口打字回复：“收到，涛哥。我会尽快处理。”
点击发送。
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我走到茶水间。饮水机发出沉闷的加热声。我接热水泡了杯茶，靠在料理台边。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城市已经陷入沉睡，只有零星几扇窗户还亮着灯，像黑暗海面上的孤舟。
回到工位，我没有继续做预算草案，而是点开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云端备份文件。上周末，我以“请教项目经验”为名，请部门一位即将退休、平时对张涛颇有微词的老王吃饭，饭后主动开车送他回家。车里，我刻意将话题引向公司几年前一个不了了之的旧项目，那个项目曾由张涛负责，最终却因“市场变化”而终止，公司有一笔不小的前期投入成了坏账。
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画面晃动，声音却很清楚。
老王带着几分酒意，声音有些含糊：“……那个项目？嘿，当时可是张涛力主推进的，说是蓝海……后来黄了，审计部的人来过两次，也没查出什么……不过，我听说啊，只是听说，当时那个技术供应商，好像跟张涛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后来那家公司没多久就注销了……”
我当时在驾驶座上，只是“嗯”、“啊”地应和着，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
这段录音，连同我后来通过一些非公开渠道查到的、那家已注销技术供应商的法人信息与张涛之间的隐蔽关联，都成了加密文件夹里的新内容。
天快亮时，我才开始草草拼凑那份预算草案，内容泛泛而谈，留足了修改空间。
上午九点五十分，我把打印好的草案放在张涛桌上。他正对着电话满面春风：“李总放心，这次推广我们肯定做出彩……对，预算方面我会把握好……”
挂断电话，他扫了一眼草案封面，随手扔在文件堆最上面。“效率不错。下午跟我去趟总部，参加个研讨会，你负责记录。”
研讨会冗长乏味，总部大楼的会议室奢华气派。张涛在会上积极发言，侃侃而谈。我坐在角落，面前摊着笔记本，笔尖在纸面上移动，记录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官样文章。
我的大部分注意力，都在听与会其他部门高管偶尔提及的、关于公司近期强化内部审计、严查违规操作的风声。其中一位财务总监无意中提到，董事会似乎对某些业务线的利润率下滑和费用异常情况“特别关注”。
研讨会中途休息，我起身去洗手间。站在盥洗台前洗手，冰冷的水流冲刷着手指。镜子里的人，眼圈泛着青黑，表情平静无波。
回到会议室门口，我听到张涛正和另一个部门经理在走廊角落低声交谈，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
“……老刘泰安配资，你们那边最近审计查得严不严？……妈的，年底了，各种报表烦死人，有些账目得做得漂亮点……”
我停下脚步，身体微微侧向墙壁阴影里。
另一个声音笑道：“怎么，涛哥也有担心的时候？你那点手段，谁不知道……”
“嘘！小声点！”张涛的声音压低，“今时不同往日，新来的CFO眼睛毒得很……不说了，回头细聊。”
脚步声靠近，我立刻装作刚走回来的样子，与他们迎面相遇。张涛看到我，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随即恢复如常：“小林，去这么久？准备开会了。”
下班后，我没有回公寓，而是去了城西一家以私密性著称的咖啡馆。角落里，一个穿着朴素、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已经等在卡座里。他面前的白水一口没动，双手紧张地搓着。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他是我辗转联系到的、那家已注销技术供应商的前财务人员，姓吴。
“吴先生，你好。”我递过去一个薄薄的信封。
吴先生飞快地捏了捏信封的厚度，塞进内衣口袋，声音干涩：“林先生，我知道的真的不多了……那时候我就是个做账的，很多事不清楚……”
“把你知道的，关于和张涛经理那边的资金往来，特别是项目终止前那几笔异常付款的审批流程，再说一遍就行。”我打开手机录音功能，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吴先生咽了口唾沫，断断续续地开始回忆，提到了一些关键的单据编号、经手人姓名，以及张涛当时一个亲信如何向他暗示“灵活处理”账目。
“……后来公司突然注销，我们都莫名其妙……我怀疑，怀疑那笔钱根本没完全用于项目，可能……可能被转出去了……”他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我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一两个关键问题引导。录音指示灯微弱地亮着红光。
拿到录音，离开咖啡馆时，外面华灯初上。我站在街边，看着车来车往，没有立刻叫车。加密文件夹里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像一堆散乱的拼图碎片，每一片都指向某个方向，但还缺少最关键的那几块，无法构成一击致命的完整证据链。
张涛在公司根基不浅，仅凭这些零散的证据，很可能被他反咬一口，或者被他上面的人压下去。我必须找到更确凿、更直接的证据，比如那份可能存在的、能清晰显示资金最终流向的秘密协议或私人账户记录。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固定号码。我迟疑了一下，接听。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公式化的女声：“请问是李默先生吗？这里是市第二医院住院部。您的父亲李建国今天下午因咳血入院，初步检查情况不太乐观，主治医生建议尽快进行更全面的深度检查，需要家属过来一趟，有些文件需要您签字确认，关于后续的治疗方案和费用……”
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气味浓烈刺鼻，像一层无形的薄膜糊在口鼻上。我推开病房门，李建国躺在靠窗的那张病床上，闭着眼，脸色灰白，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贴着胶布。才几天不见，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一部分精气神，颧骨凸得更明显了。
一个穿着旧棉袄、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是隔壁单元的刘婶。她看到我，赶紧站起来，压低声音：“小默来了？你爸刚睡着。”
我走过去，站在床尾。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牡丹花铁皮糖盒，旁边是一次性水杯和吃了一半的医院配餐，饭菜已经凉了，油凝成白色。
“医生怎么说？”我的声音不高，确保不会吵醒床上的人。
刘婶搓着手，脸上布满愁容：“说是肺上的老毛病，这次厉害得很，咳血了……医生让做啥……啥加强CT，还有一堆检查，说才能确定是啥情况，怎么治。费用不便宜，你爸醒的时候直念叨，说不住院了，回家吃吃药就行……”
这时，李建国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他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挣扎着想坐起来。
“你……你怎么来了？我没事，就是累着了……”他声音虚弱，带着喘。
我没接话，伸手按响了床头的呼叫铃。然后拿起床头柜上的暖水瓶，晃了晃，空的。
“我去打点热水。”刘婶连忙说。
“不用，刘婶，麻烦您跑一趟了，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我来。”我从钱包里拿出几张钞票，塞到刘婶手里，“打车回去。”
刘婶推辞了几下，最后还是收下了，又嘱咐了几句才离开。
护士很快来了，是个年轻姑娘。我给护士让开位置，看着她检查仪器上的数据。
“家属是吧？病人现在情况不稳定，需要绝对卧床。深度检查的费用和后续治疗方案，主治医生办公室在三楼，需要尽快去沟通确认。”护士一边记录一边说，语气带着职业性的急促。
“好，我马上去。”我应道。
护士离开后，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李建国靠在枕头上，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他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抬手想把氧气管拔掉。
我一把按住他的手腕。他的手很凉，皮肤粗糙得像砂纸。
“别动。”我说。
他僵了一下，不再挣扎，颓然地放下手。目光转向窗外，天空是那种病恹恹的灰白色。
“我……我卡里还有两万块钱，你先拿去交……交一点。”他声音很低，像自言自语，“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我没理会他的话，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平板电脑，调出电子银行界面，操作了几下。然后，我走到病房门口，对经过的一个护工模样的人说：“麻烦叫一下护士站，310床，预缴费用。”
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拿着POS机过来。我递过去一张卡。
“先交五万。”我说。
护士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很快操作完毕，把回执单递给我。李建国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嘴唇微微张着。
护士走后，我拉过刘婶刚才坐的那个小凳子，在床边坐下，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我先打给公司人事，语气平静地说明情况，申请了年假。然后，我打给本市一家知名的私立医疗机构客服中心，咨询重症呼吸系统疾病的专家、设备和入院流程，电话打了将近二十分钟，我详细询问了各种细节，手机里不时传出客服小姐甜美的解答声。
李建国一直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揪着雪白的被单。
挂断电话，我收起手机，看向他：“联系好了，明天转院。那边条件和专家更好。”
他猛地转过头，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即猛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我递过去纸巾，他接过去捂住嘴，咳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不去！”他喘着气，声音嘶哑，“我就在这……这儿治！那得花多少钱？我这条老命不值当……”
“钱的事不用你操心。”我打断他，语气没什么起伏，“我已经安排了。”
“你哪来的钱？你那工作才多久……”他急切地说，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一种更深的不安，“小默，你别……别为了我……去做傻事……”
我看着他因为激动和病痛而扭曲的脸，没有解释。起身，拿起那个空暖水瓶。
“我去打水。”
走到开水间，热水器嗡嗡作响。我看着滚烫的水流注入瓶内，蒸腾起一片白茫茫的水汽。窗外，是医院老旧的内院，几棵枯树上挂着零星的叶子。
回到病房，李建国闭着眼，胸口起伏着，但我知道他没睡着。我把暖水瓶轻轻放回床头柜。
“我回去拿点东西，明天早上过来办转院。”我说。
他依旧闭着眼，只是极轻微地点了一下头。
我走出病房，带上门。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靠在走廊冰冷的墙壁上。斜对面是医生办公室，门开着一条缝，能听到里面医生和另一个病人家属的谈话声，夹杂着“晚期”、“尽力”、“费用”之类的词语。
我站直身体，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朝电梯口走去。脚步稳定，没有任何迟疑。
电梯镜面里映出我的脸，没什么表情，只有眼底带着熬夜留下的血丝。
私立医院的特护病房安静得能听到输液管里药液滴落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百合花香，取代了公立医院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进来，在地板上拉出明亮的光斑。李建国躺在可以自动调节角度的病床上，身上连着更多精密的监测仪器，但脸色比昨天似乎好了一点点。
一个穿着浅蓝色制服、动作轻柔的护工正在用温毛巾帮他擦脸。另一个护工则在整理窗边小茶几上的鲜花和果篮。那是我早上过来时带来的。
主治医生是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他拿着刚出来的检查报告，站在床边对我低声讲解：“李先生，初步的深度检查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一些。肺部感染很严重，并且发现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阴影，目前不能完全排除恶性肿瘤的可能。我们建议立即进行支气管镜取样活检，同时加强抗感染治疗。这是目前最稳妥的方案。”
医生的话说得很专业，也很委婉，但“阴影”、“肿瘤”、“活检”这些词，像小锤子一样敲在安静的病房里。
李建国闭着眼睛，但眼皮在轻微颤动。
“活检有风险吗？”我问，声音控制在只有我和医生能听清的音量。
“任何侵入性操作都有一定风险，但由我们院的专家来做，风险可控。主要是为了明确诊断，才好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医生推了推眼镜，“当然，如果家属有顾虑……”
“做。”我干脆地说，“需要签什么文件？”
医生从文件夹里拿出几张知情同意书。我接过，快速浏览了一下上面的条款和可能的风险，然后从西装内袋掏出钢笔，在家属签字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
这时，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我拿出来看了一眼屏幕，是张涛。我直接按了静音键，将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旁边的小茶几上。
“医生，一切按最好的方案准备。费用方面，我会提前预存。”我对医生说。
医生点点头：“好的，我们马上安排。护士会来做术前准备。”他带着护士离开了病房。
两个护工也完成了工作，安静地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仪器有规律地发出轻微的“滴答”声。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花园里散步的病人和家属。这里的天空似乎都比老城区那边蓝一些。
“小默……”李建国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望着我，嘴唇干裂，“刚才医生说的……是不是……是不是不好的病？要花很多钱吧？咱们……咱们不治了，回家……”
我转过身，走到床边，拿起棉签蘸了蘸温水，轻轻润湿他的嘴唇。
“医生说了，只是检查清楚。钱的事，你不用管。”我的动作有些生疏，但很仔细。
“你哪来那么多钱？”他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出乎意料的大，手指冰凉，“你是不是……是不是在外面借了高利贷？还是……把你妈留下的那个老房子……抵押了？”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慌和自责。
我轻轻挣开他的手，把棉签扔进垃圾桶。“没有。我工作赚的。”
“你才工作多久？怎么可能……”他摇着头，根本不信，呼吸又急促起来，“我不能拖累你……我这就出院……”
他想挣扎着坐起来，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监测仪器立刻发出了警报声。
我立刻按下床头的呼叫铃，同时用力但又不失分寸地按住他的肩膀：“别动！”
护士很快跑进来，检查了一下情况，调整了输液速度，警报声停止了。护士安慰了李建国几句，又看了我一眼，才离开。
经过这番折腾，李建国虚弱地瘫在枕头上，胸口起伏，额头上全是冷汗。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眼角似乎有湿意渗出。
我抽了张纸巾，递给他。他没有接。
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拿出平板电脑，开始处理工作邮件。屏幕上，张涛又发来了两封新邮件，主题都带着“紧急”和“速回”的字样。我一封都没有点开。
过了一会儿，李建国的呼吸渐渐平稳。他哑着嗓子，极轻地说了一句：“那个糖盒……你帮我带来了吗？”
我操作平板电脑的手指停顿了一下。“带来了。在抽屉里。”
他“哦”了一声，不再说话。
下午，活检手术前，护士来做准备。李建国一直很沉默，配合着护士的操作，但眼神有些空洞。被推进手术室前，他忽然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声音颤抖：“小默……万一……我是说万一……我要是出不来……你……”
“没有万一。”我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就是个检查。我在外面等你。”
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红色的“手术中”灯亮起。
我坐在手术室外的等候区长椅上，周围还有其他等待的家属，有人低声啜泣，有人焦躁地踱步。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焦虑混合的味道。
我拿出手机，屏幕上有十几个张涛的未接来电和一堆催促的信息。最新一条信息写着：“李默！项目关键节点你玩失踪？还想不想干了！立刻给我回电话！”
我面无表情地看完，没有回复。点开那个加密的牡丹花图标文件夹，里面新增了几张照片，是我昨晚熬夜时，通过一个特殊渠道获取的——几张模糊但能辨认的银行转账记录截图，显示有几笔资金从那个“晨曦文化策划”的空壳公司账户，流向了境外一个私人账户。转账时间，与张涛负责的几个问题项目周期高度吻合。
这时，手术室的门开了，主治医生率先走出来，他摘下口罩，脸色凝重地朝我走来。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从长椅上站起身。
医生走到我面前，语气低沉：“李先生，活检取样完成了。但术中情况比预想复杂，病理结果需要时间。不过，根据镜下所见，你父亲肺部这个病灶……情况不太乐观，恶性肿瘤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可能已经不是早期。我们需要尽快进行多学科会诊，讨论手术根治的可能性以及后续的放化疗方案。这意味着一笔非常高昂且长期的治疗费用，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医生的话像一块冰砸进胃里，沉甸甸，凉飕飕。恶性肿瘤，晚期，高昂且长期的治疗费用。每一个词都像沉重的砝码，压在天平的一端。
我看着医生镜片后严肃的眼睛，点了点头，喉咙有些发紧，但声音还算平稳：“我明白。请安排最好的方案，钱不是问题。”
医生似乎有些意外我的冷静，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会尽力。病人麻醉还没过，先送回病房观察。具体情况，等病理结果和会诊后详细谈。”
护士将李建国推回病房，他还在昏睡，脸色苍白，呼吸微弱。我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那个牡丹花铁皮糖盒安静地躺在里面。我把它拿出来，冰凉的铁皮触感让我指尖微微一动。
这时，手机再次疯狂震动，还是张涛。这一次，我走到病房外的休息区，接听了电话。
没等他咆哮，我率先开口，声音不高，但异常冰冷：“涛哥，我父亲病危，在医院。项目的事，等我回去处理。”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随即是更不耐烦的腔调：“李默！谁家没点事？就你的事是事？公司离了你就不转了？我告诉你，今天下午必须回来，否则这个季度的绩效评级……”
“张涛经理。”我打断他，直呼其名，不再用尊称，“关于上季度‘晨曦文化’那五万块的外包费，以及三年前‘蓝海项目’终止后，那家注销的技术供应商的资金流向，我觉得审计部的同事可能会比较感兴趣。还有，昨天总部的内部审计通气会，好像特别强调了要严查跨部门利益输送。”
电话那头瞬间死寂。连呼吸声都听不到了。
几秒钟后，张涛的声音传来，像是被掐住了脖子，干涩，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你什么意思？李默，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
“我有没有胡说，你心里清楚。”我看着窗外楼下花园里生机勃勃的绿植，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我需要一段时间专心处理家事，项目的工作，麻烦你另请高明。或者，你可以选择让我‘安心’休假。”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我能想象电话那头张涛脸色煞白、冷汗直流的模样。
“……你……你需要多久？”他终于再次开口，气势全无，甚至带着一点讨好的意味。
“不确定。等我通知。”我说。
“好，好……李默，你好好照顾家里，工作的事不急，不急……之前都是误会，你看你……”他语无伦次。
我没再听下去，直接挂断了电话。世界清静了。
回到病房，李建国已经醒了，正虚弱地睁着眼看着天花板。护工小心地给他喂了点水。
他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我走过去。
“医生……怎么说？”他问，声音像破风箱。
“需要再做个会诊，确定最好的治疗方案。”我避重就轻，在床边坐下，拿起那个铁皮糖盒，打开。里面没有糖，只有几张发黄的旧照片，最上面是我小时候和他唯一的合照，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颜色更旧的纸。我认得，那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他当年特意去复印店复印了珍藏起来的。
李建国的目光也落在糖盒里，眼神复杂。
我合上糖盒，放回抽屉。然后，我看着他的眼睛，第一次用如此清晰肯定的语气说：“病，好好治。钱，我有。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来路，是我自己挣的，合法干净。具体多少你别问，够用。”
他怔怔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光芒闪动，然后又黯淡下去，化为更深的忧虑和愧疚。“是我没用……拖累你了……”
“没有拖累。”我打断他，语气生硬，却带着一种不容反驳的力量，“你供我读书，我养你老，天经地义。”
我说完，起身去给他倒水。背对着他，我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一直落在我背上，沉甸甸的。
倒水回来，他闭上眼睛，但眼角有泪痕滑落，渗入花白的鬓角。我没有出声，只是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用棉签蘸水，再次轻轻湿润他干裂的嘴唇。
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父亲的病，张涛那边可能存在的反扑，未来巨大的医疗开销……每一件都是沉重的负担。但此刻，坐在安静的病房里，看着监测仪上规律跳动的心率曲线，我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风暴或许才刚刚开始，但至少，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在井底仰望一小片天空的少年。我握住了缆绳，无论向上还是向下泰安配资，这一次，方向由我自己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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